北魏的建立结束了北方从“八王之乱”起将近一百五十年的战乱局面，但它毕竟是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政治制度和文化相对落后，缺乏有效的吏治建设和廉政举措，特别是在北魏建立很长一段时间里，各级官员都没有俸禄，仅靠征战中掠夺来的财物充当官俸。贪污腐败的风气自然容易在这种土壤里滋生。在这种大环境下，北魏廉吏的稀缺程度可想而知。虽然北魏特别是其早期贪污之风盛行、吏治腐败严重，但难能可贵的是依然有一批官员洁身自爱、居身简素、奉职循理，为人所称道，其中以山西籍的官员居多。
长孙道生（370―451），鲜卑族，代郡（今山西大同）人，多次率军征讨，屡立战功，被封上党王。他历仕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三朝，地位显赫，却始终廉洁自守，虽然身为三司，却不着华丽服饰，吃饭时菜也不超过两种，一副熊皮鄣泥（即马鞯，因垫在马鞍下，垂于马背两旁以挡尘土而得名）用了几十年都没有换，当时有人把他比作晏婴。他住的房子矮小简陋，子弟们便趁他镇守外地的时候修缮房屋，还在堂下四周建了房舍。长孙道生回家后叹息道：“从前霍去病因为匈奴未灭，连家也不要。现在漠北还有强大的敌人，我怎么能安心地坐在华美的房舍中呢？”于是严厉斥责子弟，拆掉了盖好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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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烈（437―501），鲜卑族，代郡人，深受冯太后和孝文帝的器重，曾被赐予金策，享有“有罪不死”的特权。太和初年，秦州刺史尉洛侯，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长安镇将陈提等，贪婪凶残目无法度，于烈奉诏查证，秉公执法，他们贪污受贿的罪行都被一一查明。后来于烈的儿子于登想援引旧例，依靠父亲的显赫地位谋求进身为官。于烈上表说：“我过去从来没有引荐过一个人，因为感到自己受到的恩典已经太多了，而我的儿子现在却援引人事谋求做官，这是我平常没有教导好，恳请将他罢黜，使他落选。”孝文帝因此而奖赏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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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佗，字元化，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在所任官职任上均政绩称道。曾出任赵郡太守，治民有方，奸猾的官吏和刁民都不敢放肆。他还经常把自己的财物分发赈济给穷苦百姓，百姓都对他非常景仰，在他升迁离任之际，倾城出动为他饯（转下页）（接上页）别送行。裴佗性格刚烈直率，不喜欢和俗人交往，与他投缘的人必定是当时的名流。他不置家产，住的宅子还不到三十步大小，更没有什么土地园林，暑天不打伞遮阳，寒冬也不穿皮裘，清贫艰苦到了这种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