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6月24日(农历1876年闰5月3日)，美国政治家司徒雷登出生。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6.24-1962.9.19)，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外交官。1876年6月24日生于杭州，父母均为美国在华传教士。1904年开始在中国传教，曾参加建立杭州育英书院(即后来的之江大学)。1906年，司徒雷登的独生子杰克也在杭州出生。
1908年，应南京金陵神学院聘请，司徒雷登携妻儿离杭赴任。1919年起任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1946年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8月离开中国。
由于毛泽东写的一篇《别了，司徒雷登》(《Farewell Leighton Stuart》)的文章而使他在中国非常有名，但是在他的祖国美国却是默默无闻。
司徒雷登的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国的美南长老会传教士，从血统上说，他是一位纯粹的美国人。而用司徒雷登自己的话来说，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主管杭州基督教天水堂，司徒雷登即出生在天水堂教士住宅(今杭州下城区耶稣堂弄)，会讲一口纯正的杭州话。
11岁时到美国弗吉尼亚州上学，在那里曾被人讥笑为不会说英语的怪物。在大学期间受“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的影响而转到神学院，立志于传教。1904年他结婚后携妻子回到杭州，成了第二代美南长老会传教士。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开始从事传教，并钻研汉语。
1908年开始任金陵神学院希腊文教授。1910年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辛亥革命时兼任美国新闻界联合通讯社驻南京特约记者。
民国8年(1919年)1月，他被聘请为燕京大学校长，此后，他作为燕大的长期领导人为该校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司徒雷登四处募捐，为燕京大学在北京西郊建造了一所宫殿式的美轮美奂的新校园，不惜出重金延请中外著名学者如吴雷川、许地山、邓之诚、郭绍虞、顾颉刚、赵紫宸、容庚、钱穆、吴文藻等人来燕大任教，提升燕大知名度和学术地位，1927年，燕大与哈佛大学合作组成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到1930年代，燕大已发展成为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
司徒雷登提倡学术自由，要求燕大的学生既中国化，又国际化，司徒雷登还注意与学生、员工互动交流，对待学生和蔼可亲，对待教职员工热情温暖，给许多学生和员工留下了深刻印象。
司徒雷登同情学生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亲自带领数百名燕京大学的师生上街游行，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921年他受聘为中国教会教育调查团成员。193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33年受美国总统罗斯福召见，听取他对中国时局的意见。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因拒绝与日军合作，被日军关在集中营，直到日本投降后获释。1945年，获释后的司徒雷登继任燕大校长(后为校务长)，直到离开中国。中华民国35年(1946年)7月11日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积极支持国民党政府进行反共内战，又拉拢民主个人主义者，培植中间势力。同年10月，来杭参加杭州青年会复会典礼并祭扫其父母之墓，杭州市参议会授予他“杭州市荣誉公民”称号。当时有人这样评论：他“既是政客又是学者，既是狡猾的对手又是温馨的朋友”。
1949年4月，解放军攻占南京，他没有随国民政府南下广州，留在那里。1949年8月2日由于美帝国主义阻挠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一切努力都已彻底失败，司徒雷登不得不悄然离开中国返回美国，随即退休。
据说在他离开中国前夕，曾经和中国共产党高层秘密接触，也打算前往北京磋商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事宜，但是被提前召回，未能成行。8月8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将他作为美国的象征而极尽讽刺，说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这篇文章还被收入了中学语文教材，“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在中国成了声名狼藉和失败的代名词。
回到美国后，他先被国务院下了“禁言令”，后来又被麦卡锡主义者骚扰。患了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和失语症。于1962年9月19日在华盛顿病故。他一直希望能够将骨灰送到中国，埋在燕京大学校园内。
主要著作有《启示录注释》《司徒雷登日记》《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等。历史学家林孟熹这样评论他：“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2008年11月17日上午，杭州半山安贤园，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安放仪式在一片肃穆中进行。回到中国安葬，是司徒雷登先生的遗愿，他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至此，他的遗愿才算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