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一点口舌之争和空洞表态，多一些从自身领域和产业出发的落地思考，让下一个遇急的病患能够安心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一个更好更多元的急诊体系。
近日，辽宁台记者张洋在飞往北京的航班上遇到急腹症，从航班、机场急救到999急救一路掉链子，多亏在微博上讨论过医患关系的两位医生白衣山猫和阿宝相助，才从999急救中心又转回三甲医院，切除80厘米小肠最终保下命来。
患者愿意花钱保命、北京不缺顶级医疗资源、航空公司和机场也不想出事，结果却搞成了人人自危的“999急救门”，这显然是资源配置和联接出了大问题。互联网医疗产业不能坐等旁人推动体系改革，应当拿出自己最擅长的联接整合本领给出一个新的解决方案。
拿我自己当例子，作为一个怕死的小中产有非常简单的三个需求：第一，我乐意为更高水准的急救保障付费;第二，我希望有可靠的医生帮我下判断;第三，我愿意与医生共担医疗风险。
对此，互联网公司和保险公司可以做什么?
一、提供额外付费的优质急诊服务。
出门在外，遇到身体不舒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就像张洋在坐飞机时遇到肚子疼，可能只是需要休息的吃坏肚子，也可能是现在这样几乎致命的急腹症。这样小概率但后果严重的情况，最适合保险公司介入。
回顾张洋的遭遇，其中好几次遇到涉及费用的小难题。机场的救护车是收费的，空姐担心他不愿意承担;机场急救中心需要交费，他拿出钱包求旁人帮忙交费;上了999救护车，因为司机可以拿到额外三百元收入，过三甲医院不入硬被拉到999自己的急诊中心。
回想急诊科医生护士的窘迫收入，我作为一个随时有可能求助这个体系救命的小中产，太希望其中每个环节的人都能挣到足够的钱。我愿意支付保险费用，愿意承担额外的医疗费用，要么花钱买安心证明只是虚惊一场的小毛病，要么尽最大可能把我送到能救命的地方去。我愿意为保命出的钱足够让每一个环节都拿到合理的收入，真的没有必要用扭曲的方式从这样愿意掏钱的人身上挣小钱。
经济总量高的中国平均下来仍然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建设高水平的兜底体系确实有困难。能不能以更灵活的方式让愿意额外出钱的人为自己增加更多保障?
二、提供急诊过程的专业医生指导。
互联网做医疗被诟病最多的一点，是隔着网络到底能不能准确看病。可是当我们聚焦“999急救门”中掉链子的环节，并不需要额外有一个互联网上的医生帮着现场医生做诊断，而是需要有人能够拥有你的长期医疗数据并站在患者立场出主意甚至帮着做决定。
张洋在航班上肚子痛却又无法排便排气的时候，对于航班上的空姐和普通人来说，看起来和吃坏肚子仍然没什么两样。如果在航班上就能有急诊医生通过网络或电话了解情况，可以在救护车到位之前更早发现病情可能比阑尾炎更严重，飞机降落后因为机械故障晚开门50分钟的情况或许就可以避免。
更危险的环节出现在不同医疗机构之间衔接的时候。机场急救中心作为二甲医疗机构，没有诊断出准确病因并要求转诊上级医院，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也不能要求把机场急救建设成大型三甲。问题是在转诊的过程中，999急救以三甲医院急诊挂不上号和病人自己同意为由，将张洋送到了二乙医疗机构999急救中心——这并不需要专家，只要一位普通医生能在急诊过程中帮助患者做决策，急诊挂号和降级转诊这样的明显错误就可以被避免。
在上述过程中，都不需要互联网医疗隔空做出诊断，只要能准备好长期健康资料并帮助用户做出选择，就已经是价值足够大的全新市场了。
三、与用户互相信任、风险共担。
当张洋从999急诊中心辗转回正规三甲医院的时候，面临一个治疗中经常遇到的选择难题：患者急腹症的病因仍然无法确定，要不要冒险上手术台?医院的医生认为手术指征还不够，是张洋的朋友阿宝医生来到现场，替家属签字决定立刻做开腹手术，成为保住性命的关键一步。
医疗最忌讳从结果倒推回去判断选择的治疗手段是不是最佳。在面对不确定的病情时，需要医生和病人一同承担选择的风险。如果阿宝医生不愿意为张洋记者承担风险，或张洋记者不信任阿宝医生的判断，恐怕都会出现更糟糕的结局。
这种互相信任、风险共担的医患关系如何建立?如果大家都愿意承认这个死结想从源头彻底解决比较困难，互联网能不能先试着从互相了解开始建立浅层次的医患互信关系?如果能有一位基础知识扎实的普通医生已经通过互联网医疗与你长期接触过好多年，熟悉你的生活方式和每年的体检报告，背后的机构也不是医药费的直接受益者，不敢说这样的互联网联接方式能解决多少难题，起码可以作为重建互信关系的开始。
张洋记者在微博上的名字是“@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这次死里逃生之后，他现在试图推动整个急诊体系有所变化，这是个人经济账根本不划算的纯理想主义行为。只希望所有人都能少点口舌之争和空洞表态，多从自身领域和产业做些能真正改善现状的事情，让下一个遇到急腹症的人能够安心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一个更好更多元的急诊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