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娼妓制度，其实来源于整个社会所实行的婚姻家庭制度。恩格斯曾经说过：“卖淫是对专偶制，即一夫一妻制的必要补充。”其实对于中国来说，还不仅仅是一个“补充”的问题，从根子上就是两个共生共容、相得益彰、缺一不可的孪生制度。
中国古代社会，对于男性实行的是一种“有限的性自由”。它的限定条件就是：只要是不会破坏婚姻和家庭的性关系就允许;凡是有可能破坏婚姻家庭的性关系，则必定严厉谴责与禁止。
卖淫是对专偶制，即一夫一妻制的必要补充
也就是说，一个拥有相当的财产和社会地位的男人，在家里完全可以除了妻子以外，再拥有妾，拥有丫鬟。他可以只跟妾过性生活(但不能因此而抛弃正妻，也可以与婢发生性关系(只要事后把她“收房”，纳为妾)。
但是在家庭以外，他却不能与任何女性通奸，也不能拥有任何现在意义上的“情人”或者“第三者”。
中国古代社会，对于男性实行的是一种“有限的性自由”。
这是因为，如果女方已经结婚，这就会破坏别的男人的婚姻;即使女方还没有结婚，她的失贞也会破坏她将来的婚姻，或者使一个其他男人无法找到老婆。这就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里，其实非常根深蒂固的“社会公平”的内涵，在性关系方面的具体化。
有限定，就必然会有让步和另外的宽容。那就是允许娼妓的存在和男人有限度的嫖妓。这是因为，娼妓的社会身份往往是非自由人或者半自由人(所谓“卖身”、“养女”等等)，不可能与一个有一定财产和地位的男人结婚，充其量也不过是被男人“赎身”而成为他的小老婆。
这虽然往往会使这个男人很丢脸或者没面子，但是却并不违反社会制度，因为这只不过是把一个女人从妓院转卖到一个家庭，或者是纳妾时不找良家闺女却偏要找青楼女子。
